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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指呢，还是整个粗短的前臂都猛地伸了表示挑衅？

    “那么，你要对我说那儿的人要吃亏？”教父问。

    “现在，不会，双方坐下来，已经在做调解。但这很费钱。保罗。租金涨了。我要告诉你是的是你应当留心余下的自己那份。”

    “好的。”卡斯特兰诺说，“那么让我确定一下我们在那儿的利益，我们是不是占三分之一所有的都占三分之一，还是有什么别的？”

    “嗯，确切地说还那么简单。”托米-甘比诺说“那儿有三家作合作伙伴。不错，你拿三分之一‘四边’吉诺维斯家族拿三分之一，还有——”“还有格里，”托米-洛蒂插嘴说：“格里-兰拿三分之一。”格里-兰是科伦博家族副首领根纳罗-兰盖拉的绰号。

    “对，甘比诺说：“现在，在工作上，都占三分之一。你们让你们的人进来，他们让他们的人进来。

    但在钱上不是绝对平等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是？”比洛蒂问。

    “我正要告诉你们，他们是怎么说的。”甘比诺说，“他们，他们的人已经在那儿干了3O年，他们一直都很卖力，一直都有所作为，一直都拼命苦干。我们——嗯，我不是对乔-盖洛-吹毛求疵，你别误解我的意思，但是事实上，他只在每五偶尔来一趟整理一下支票，公此而已。当他在那儿的时候，好，他们不能把了推开。但当他退休了——”保罗-卡斯特兰诺打断了他的话，听来突然像个不耐烦的教官。解释是为《华尔街日报》准备的，他只要最后结果，“那么钱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，托米？”

    甘比诺看来有点紧张了。“他们的人每周拿650美元还有一辆车，我们的人拿450美元没有车。”

    现在，到5月6日为止，乔-奥赖恩和安迪-库林斯听巨头保罗的谈话已经听了很多，知道他很少提高声音说话，此刻，他的声音就提高了。至少开始时的声音很高，看来似乎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出于怀疑。

    在保罗-卡斯特兰诺的世界是一条如地球引力般基本的法则被侵犯了。“你在对我说他们的人他妈的你我拿的钱多？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”甘比诺说，听来因为从自己狭小的胸膛里吐露出这一可怕的实情而如释重负，“是啊，是埃”“真他妈的见鬼了！”教父说。

    “耶稣基督。”比洛蒂嘟哝着。

    “嗯，在我看来，”卡斯特兰诺说，火气一点一点地越来越旺，监听的侦探们以前还从没听过分了这样。“如果是平分三份，就是平分三份。别找什么扯谈的借口，看，我们得了三分之一的工作，我要三分之一的钱，三分之一的工作和三分之一的责任。我要所有一切的三分这一，懂了吗？那应该是我的，我要它，去他妈的中国人，去他妈犹太人，去他妈的该死的乡下佬，我们想多吃多占。我们的协会才应该得到那些利益。”

    他看来已经完全忘了“制衣行业协会”和纽约的服装丁人和制造商有什么关系了。

    “听我说，保罗”，托米-甘比诺愉快地说：“让我说几句。这是件让人费脑筋的事，是吧？我知道你很心烦，我理解，但是我得说你这么做要相起公愤了。你想要什么，你能得到。你有这种权力。那么和你格里-兰、吉米-布郎（詹姆斯-克莱门泽）坐下来商谈。你坚持要你的利益，而且现在你的势力大。

    你会赢，但是你能赢得什么？也许你会惹出大麻烦来。也许格里会说：“嘿，等一会，保罗——如果这儿你要三等分的话，那为什么在建筑业睥憎爱分明2OO万以上的项目都归你，比如自动装置？”那样你就得和那帮该死的家伙争论。我要说的是，也许你在冒险因小失大。”

    但是教父在他认为是原则性问题上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。“大，小谁他妈规定的？我就要我那三分之一。格罗莉娅，给我拿几片阿斯匹林。现在我那一份哪儿？你是怎么对他们说的？”

    对于这个问题，甘比诺开始闪烁其词，推卸责任，美国任何一个中级经理都会认他这篇出色的托辞骄傲。“我……我告诉他们我认为这不公平。我说了那么多，保罗。你知道，我从来不走中间路线。

    但是我说，“看，我要和我叔叔说这些。这在规矩，我得照章办事，”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。我到这儿来，你知道，我不是放弃责任，我只是来想得到一些指示。你可以对我说：“托米，随它去。”或是‘托米，拿起你的枪。’我只想问问你是否要采取进一步措施？”

    “谁要通心粉？”格罗莉娅-奥拉特问。伴随着这一问题的是一阵很响的叮当声——听来好像这女仆，正以军事化方式，用一只木勺敲着宣布到了吃饭时间。奥布赖思想像她在厨房中走过，像敲敲一样敲着炊具。

    “乔-盖洛说什么？”教父问。

    “有腊肠吗？”托米-比洛蒂问。

    “我星期一去见他。”甘心诺说。

    “有的，托米欣（先）生，火热，甜甜的。”

    “听来像是某个我认识的人。”卡斯特兰诺说。

    他的只众像执行任务一样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然后是一阵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的声响，那一定是格罗莉娅正往大通心粉锅里装满水。这阵像瀑布一样的噪音淹没了谈话的声音大约有一分多钟，当它停止时，对于“制衣行业协会”的讨论要么已经做了总结要么搁置下来，当语句重新变得清晰时，谈话内容已是很轻松，更私人化，更适合晚餐时间的气氛，托米-甘比诺，一位专横父亲的懦弱的儿子，正对他一生的经历做简短的描述。

    “我，”我说，“我从没有机会说‘嗯，我要做点我想做的事。’我做事总要为我家里的人，为我的儿女，为我的父亲，为我的母亲，事实上，总是如此，甚至当我说话的时候也总是如此，它怎么会影响其他人呢？

    我希望有你那样独立的个性，保罗，我一辈子，我活到50多岁，也找不到一个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让别人见鬼去的地方，你知道，我不是对你发牢骚。我很高兴你有那种力量，那种特权，你把这权力，运用得相当不错。上帝保佑你，保罗。”